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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订阅《文化纵横》年8月刊。 ?刘增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文化纵横》 在今文经学看来，经学就是孔子的“一王大法”，是抽象价值而不是具体法度。而在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时代，最根本之处就是要重归孔子之法，以孔子之法所表现出来的抽象价值作为国家构建的“灵魂”??在古文经学看来，经学就是尧舜以来的历史记载，并且，这种历史记载对后来历代修史发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历史的源头。要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便必须通过对六经的历史化解读，寻找这个民族的源头所在，以历史作为国家构建的“国本”??但是，在后来的学术史发展中，今古文二家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今文经学为了回归孔子而推翻古文经典，开启民国“古史辨”的先声，而古文经学夷经为史，导夫民国以经学为史料之先路。 这段话极好地道出了清末民国经学转型的必然性。在中国学术经历了近代转型后，传统经学被按照西学分科而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如音韵学、训诂学等进入中文系，义理之学进入哲学系，经学史进入历史系。经学本来有着一贯圆融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在清末民国经学转型的过程中，摧毁了经学的价值体系，经学经历了自身的怀疑和否定。而在近代按照西学的分科设置中，经学的知识体系也被打破，化整为零。经学之“道”与“学”两个层面都分崩离析。 但也应看到，正是在分科体制下，经学研究中吸收了西方学术中的优秀成分，“研究理念得到了更新”，“引进了新的知识体系”，“传统经学中的问题在相对孤立的对象化研究中得到了深化”，“扩大了知识的范围，为经学、经典研究建立了一个更高的起点”。 当然，经学在吸收西学的过程中，又必然产生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此即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在中西比较的过程中，中学自我认识的需求也逐渐增强，而清晰明确的文化身份意识绝不可能以西方为是，反客为主。现代新儒家“所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可以说只是文化际的比较哲学而已。传统在他们的诠释下在某种程度上不是愈来愈清晰和让人亲近，而是让人更加不可理解和变得隔膜”。 在经学被分科化研究后，中国哲学主要对应经学之“道”的层面、价值义理的层面，这正是为何会率先在中国哲学界发生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而不是在中国古典文学或古代史中发生合法性讨论的原因。这一讨论反映出，在价值体系、文化精神的选择上，我们仍要回到文化的源头，而不是永无止境地沿循中西比较之路走下去，这也正是当前经学复兴所蕴含的关键意涵。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的经学复兴正是因应着重新树立和奠定价值体系、文化精神这一需求。显然，这一需求并非凭空产生。经学在清末民国以来的演变，也从来不是脱离时代的。 第二，是中国当下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经学研究的复兴，紧承先前的国学热和读经讨论而来，均为传统文化回归之表现。这种发生在社会意识领域现象的出现，正是在我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是对经济繁荣、国力增长等社会存在的反映。 但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增强，并不代表文化的繁荣，更不能直接与合理的生活方式、良善的民族文化精神画等号。在长期的西学东渐和片面重视经济增长的形势下，中国社会远未形成自己的文化定位，这就造成了民族文化认同的缺失，文化的贫弱仍是问题。说来也是讽刺，在清末民国章太炎、胡适等人通过以史学化的方式处理经学，从而为将中国塑造成一个民族国家作出努力后，中国获得了民族国家的身份，但是却由于史学化的做法，将经典视为纯粹的史料，而以科学的、实证的方法消解了价值和信仰，故而，亦随之导致了民族文化认同的缺失。一方面在历史上获得了民族国家的身份，一方面在当下又缺失了民族文化的认同。经学在21世纪初的复兴，可以说正是在补偏救弊，有其内在必然性。传统就在我们现代人的血液之中，我们不可能逃避。 第三，西学的刺激。据前文分析，经学在清末民国的变迁与西学东渐直接相关，而当下经学研究的复兴也与西学的刺激有关，这种刺激尤其体现在“诠释学”这一媒介上。 20世纪80年代，西方诠释学理论被引入大陆学界。这一理论在中国学界迅速引起广泛的 “经过近百年的沧桑，经学已经成为令人颇感隔膜的领域，外界对儒家经典的责难之声也时有耳闻，《中国经学》创刊号能否为学界所接受？始料未及的是，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学界的许多朋友来电、来邮件，对《中国经学》的出版感到惊喜，认为早该有这样一份经学研究的专门刊物??来稿之多，超乎我们的想象。” 第五，礼学研究与实践的兴起。三《礼》之学，素称难治。在按照西方学术分科体制完成学术转型后，三《礼》之学可以说是十三经中最为没落者，尤其是当它被当做封建礼教而打倒后。对三《礼》之学进行研究者，主要在社会学系、宗教学系和法学系，前二者从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后者则主要是将西方的法与中国古代的礼进行比较研究。当前学界出现了礼学的研究热，而学界与民间也都同时在 “如果冯氏的这个概括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康有为之后，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言，中国就进入了后经学时代。” 正如上文所述，这一说法过于强调经学的断裂。但若从经学的连续性和传承性角度来看，我们并不是身处经学彻底瓦解之后的“后经学时代”，而是处在寻求经学转型和新生、寻求建立“新经学”的时代。而认为中国进入“后经学时代”的一个主要论据是，当今是理性化时代，经过启蒙的洗礼，尊经崇圣的经学思维已不再可能。但是，事实上思维的理性化并不妨碍以经典为依归，理性也要有安居之乡。恰如帕斯卡尔所言，心灵自有理性所不能知的秘密。 严格说来，如何实现由旧经学转进至“新经学”，并不单纯是人为的理论构建问题，还须遵守经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学术之积累与范式之转换并非一朝一夕可致，何况在经历了长时期的传统湮没无闻、经学万籁俱寂，创建“新经学”，进入“新经学”时代更是不能操之过急。时下更应关心的是以何种途径通达“新经学”。 结合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关于现代经学研究应当采取何种策略，目前亦大略分为两种：一种是采取“经学史”的倾向，专注于经学史和专经的研究，主要是知识性的研究；一种是回归于类似传统“经学”的倾向，主要是价值性的研究。前者面向过去，后者面向当下与未来。前者所持的经学观是一种客观化的经学研究，并试图超越汉宋之别，以经学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从而将其中优秀的资源发掘出来，以为当下之用。 这种态度的背后隐含了两层担忧：第一，对于急功近利地以经学作为噱头从事贩卖国学的商业开发表示担心，认为这会进一步恶化儒学、经学的现有境况。第二，仍然对于经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保持警惕，生怕这会造成再次以封建落后的口号打倒儒家。这两种担忧都不无道理，经学与“利”“禄”的结盟，必然导致经学的再次失落，这是当代经学研究者需要极为谨慎对待的问题。但是我们又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正如民国时期的经学论争所显示出的，真正对经学怀抱热忱的经学研究者也正是对此保持高度警惕者。当然，这也提示我们，经学研究的复兴，一定要注意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以免流落至“曲学以阿世”的境地，使经学乃至儒学遭受新一轮的人为灾难，从而使艰难抬头的儒学再次坠入低谷，使贞下起元、于困境中建立起大众认同的儒学再次失去认同。 在笔者看来，面向未来的第二种策略才是经学复兴的方向。当然，在经学经历了长时间的衰落后，以史的路向研究经学仍然非常重要，尤其是考虑到出土文献不断在发现，以及我们对于经学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的情况。但是，却必须明了，经学史的研究绝不能代替经学的研究，前者当是为后者服务的。求经学史之“真”是为了更好地求经学价值之“善”和经学之“用”。在历史上，经学的意义本就在于其实践价值和实践指向。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 一是政治层面（治国平天下），一是教化层面（齐家、美俗），对于儒者来说，则是修身。三个方面可以说分别对应政治治理、伦理教化、个体道德。因此，回避经学的致用价值，而单以其为客观纯学术研究的对象，这是偏颇的。经学研究的真正复兴，正在于它对于时代的回应，能为时代发展指出新的文化生活走向，使国人寻找到新的精神依托和价值奠基。这是经学复兴的内在动力，也是最终目的。价值层面与学术层面的重新结合，必然是经学研究复兴的最终指向和路径，舍此别无旁径。舍此而空谈经学的转型、儒学的新生，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当然，在理性化时代价值层面与学术层面的结合绝不可能像原初意义上尊经崇圣的经学那样。而且，在重新附加新的价值于经学时，仍然无法回避对于西方价值的回应。从这个角度讲，因为要从传统经学中抽绎出普适性价值便完全拒斥西方价值的做法定然是行不通的。未来的“新经学”当是吸收融汇西方文化的“新经学”。 不难预见的是，经学研究的复兴必将带来深远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学术层面，更是在实践价值层面。 就学术层面而言，不妨以中国哲学的研究为例，有着原创性哲学理论的学者即指出，历史上中国哲学的发展相伴随的就是经典选择范围的变化，比如从六经到四书，张立文先生自觉地以《国语》为经典，其和合学正是以此为基础。这体现出，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在回归原典、回归经典。未来将出现的富有原创性的中国哲学理论，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取得很大范围内的认可，其与儒家经学的相关度是一个衡量标准。朱熹之理学与四书水乳交融，未来的中国哲学也必定要以经典为依托。抛开经典而以西方哲学概念命题来划分和演绎中国哲学的做法逐渐走入断港绝潢。 就实践价值层面而言，随着儒家政治哲学的兴起、礼学及其实践的兴起、民间和官方合力推行的儒家经典教育的推广，儒家经学在制度建构方面的资源必定能得到进一步的激活，儒家经学参与到中国社会与政治的转型与发展中，参与到中华民族价值观、精神文明的塑造和建设中绝非痴人说梦。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年第2期，原标题是“当前经学复兴的起因、表征和意义”。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文化纵横 打赏不设上限，支持文化重建 （长按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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