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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过去的时光，许政敏直言，这辈子自己做了三次最正确的决定。“一是考大学，二是出国，三是回国。”技校毕业后，他本可以选择医用仪表厂这个“铁饭碗”，但他选择了考大学；留学比利时，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是开阔了眼界、提升了能力，开辟了属于他自己的道路；决心回国，之后更是发展顺利，有很好的平台，做成了不少“大事”。 个人介绍 许政敏，主任医师，教授，医院(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上海市儿童听力障碍诊治中心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以课题负责人获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8项，国内外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SCI20多篇），并在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许政敏：中国医师协会儿童耳鼻咽喉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会听力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世界卫生组织（WHO）防聋专家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儿科学组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青春期医学专业委员会青春期医学耳鼻咽喉保健学组副组长 上海市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委员、小儿学组副组长。 许政敏出生于年代的上海。他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进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之前，他拿的是“铁饭碗”，医用仪表技校的一名技校生，他没想到，几十年后，他已经成为小儿五官科领域的顶尖学者之一，制定行业指南是他的责任和任务。 来自全国的众多疑难的儿童五官科疾病，都会找上他的科室。“离开上海儿医院创科算是二次创业，是和原来的自己挑战，又一次白手起家，我想，在国外最难的日子都经历过，这又算什么。我不图名利，只想踏踏实实做些事，做些有价值的事。” 留学比利时十年磨一剑 年，恢复高考的那一年，他决定赴考。在此之前，他在技校学医用仪表，穿的也是白衣，在旁人看来是端着一个倍受羡慕的“铁饭碗”。高考时，因为粗心，他漏了整整一面的数学试卷，错过本来的第一志愿，考入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我知道，高考的恢复给当时的一代青年带来了希望和不同未来的可能性，许多人的命运就此发生了转折——这其中有被录取的励志人生，也有落榜失意后的不同际遇。 “在那样的环境里，人唯独能改变的，只有自己。我们这一代人，留给社会的品质是，忍耐和坚持，信念和信心。”他笑了一下，悠悠地说。 对于当时的许政敏来说，临床医学是枯燥的，但他成绩优异，学生时代便开始创新发明，为妇产科研发的装置还曾登过《文汇报》的大半个版面。“老师都很喜欢我，医院妇产科，但一个男人去妇产科，我总感觉有些尴尬。” 毕业后，他去医院五官科，一呆就是八年。“在那个时候，六院五官科在全国范围已是非常不错的平台，我在六院受益良多，导师是业内知名的葛贤锡教授。”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有一股“出国潮”，许多医学生也都纷纷背起行囊，加入留学的行列。许政敏算是紧紧跟上了这个潮流，在年，他只身前往比利时国立根特大学求学。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说，比利时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国家，而国立根特大学又是世界一流的顶尖大学，他的选择，也许是一次冒险。 初到比利时，就如许多漂泊在外的中国留学生一样，许政敏是“无依无靠”。更令他不安的是，坐着好心人的顺风车找到了学校，却得知还未开学，不开放宿舍。 几近身无分文的他，又怀着希望找到中国留学生聚集地求个落脚，负责人告诉他，最多只能留两晚。幸运的是，另一个留学生主动找他一起在外租房，两人就一起住进了不到10平方米的小阁楼。 “那时候虽然很苦，但走出国门后我也不曾后悔，只要心中有目标，一心往目标前进，就不会觉得累。”开学前的三个月里，许政敏白天在一家华人餐馆打工，晚上就在住处学习。 比利时的通用语言是法语和荷兰语，他仅能凭着不流利的英语勉强交流。直到开学，他终于拿着辛苦挣到的学费住进了学校。“我进根特大学的目的很纯粹，只想努力学习。” 许政敏用“拼命”形容他在根特大学的学习生活。读书、做实验、打工，他的生活像个陀螺。直到读完硕士医院，他才开始有工资拿，艰苦了一年多，他开始有能力把家人接过来。 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他在比利时一呆就是11年，导师也从系主任升为医学院院长，之后更是成为了根特大学的校长。在许政敏读书期间，因为很多时候是跟着导师搞科研，主要方向是听力，比如研发人工耳蜗之类。年，他为国内引进了一个项目，和上海二医大一起合作。 从那时候开始，许政敏每年都会跟着教授一起回国。“当时我就发现，上海医学水平变化非常大。”于是，对于自己的未来，他有了新的考虑。 学成归国做大事 年，许政敏回到上海，他最想做的，就是将国外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国内的医疗环境中。回国之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沈晓明教授向他伸出橄榄枝，找到他合作项目，这个项目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全国听力筛查。 “全国听力筛查是当时我们建立起来的，从上海推广到全国，如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年，许政敏还带头进行了新生儿听力疾病筛查和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年，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二等奖，一直到现在，这两个项目还在不断被推广。 “当时我们的目标是，在社会上进行筛查，早期发觉早期干预，尽可能让查出来的小朋友聋而不哑，通过一系列手段的帮助，也使上海的聋哑学校能够减少。 印象最深的是，年我们给一个一岁多的小朋友做了一个人工耳蜗，现在他已经上大学了。”说到这里，他的笑容里满是欣慰。 回国以后，他的第二件事就是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创建了耳鼻咽喉科，“这个科室在国内是首创的。事实上，儿童在耳鼻咽喉科的需求很大，医院五官科三分之一的病人是儿童。” 自许政敏正式建立儿童耳鼻咽喉科之后，渐渐地，同行都开始意识到需要为儿童专开耳鼻咽喉科室，也开始重视儿童耳鼻咽喉科的发展。 年12月，他离医院创科，至今已有13年。医院创科前期，他有过犹豫。“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我在想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创科。 这时候有美国的同学鼓励我，在美国有教授五十多岁才开始创科，所以什么都不用担心，我想想也是，没什么好顾虑的。”于是，在身边人和院领导的支持下，许医院的创科之路。 如何吸引病人，是所有科室在建立之初需要思考的问题。在许政敏看来，口碑无疑是最重要的，病人之间的交流可以吸引来更多的病人。同时，科室也努力做很多各种宣传，致力于把名号打响。 他直言，手术上的特色医院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他们做了许多气道疑难、重危病人的手术，水平领先医院，并且与美国辛辛那提儿童医学中心合作，最近还与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有交流。 “别人不肯做的、有风险的手术被我们接收，并且越收越多，拯救了许多原本失去希望的病人。”除了气道手术之外，他们还做了很多人工耳蜗手术，还通过内窥镜球囊扩张的新技术治疗儿童慢性鼻炎，彻底解决了儿童脓鼻涕等症状。“ 我们科室现在叫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所以在儿童颈部上，我们也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肿瘤、甲状舌骨囊肿、鳃裂囊肿、颈部肿块等等。”此外，许政敏还作为牵头人，和医院一起编写了很多临床指南，如今在本市范围内，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病人数量居于领先。他直言，回到国内后能够找到突破口，顺利地开展新的工作，实实在在解决孩子们的问题，让他倍感幸福。 对于儿科医生来说，给儿童看病其实是和家长打交道。在此过程中，如何与家长交流则成了在多年工作中需要得出的经验。 在许政敏看来，最关键的就是，一定要向家长解释清楚孩子的情况。“现在每个家庭也就那么1-2个孩子，孩子出现问题，家长肯定是非常着急的，解释很重要，可以安抚家长，获得家长的信任。” 他有个习惯，术后一定会坚持和家长详细解释手术过程中的情况，他知道，这样才能使手术室外的家长放下心来。 “除了向家长解释病情，对小朋友当然也是要说清楚的，不管他们听不听得懂，还是要告诉他们该知道的东西。不能对孩子太过严肃，有时候连哄带骗来获得孩子的配合，耐心非常重要的。”十几年下来，对待小病人们，他自然有他的一套。 其实，对待家长也好，对待孩子也好，许政敏的许多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受到了国外十多年经历的影响。“在国外，医生和病人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学术氛围也很好，医生之间聊的大多是医学技术或者遇到的病例。 我在国外也养成了一个习惯，来了病人先和他握个手，很细微的一个举动，却能拉进我们之间的距离，表达我对病人的尊重。” 回忆起过去的时光，许政敏直言，这辈子自己做了三次最正确的决定。“一是考大学，二是出国，三是回国。”技校毕业后，他本可以选择医用仪表厂这个“铁饭碗”，但他选择了考大学；留学比利时，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是开阔了眼界、提升了能力，开辟了属于他自己的道路；决心回国，之后更是发展顺利，有很好的平台，做成了不少“大事”。 偶尔，他会想起在比利时的时候，每周有个固定日子，和医院对面的酒吧坐坐，“我爱听他们说国外的趣闻，他们则爱听我在国内的过往。”与好友喝小酒聊天的习惯，他一直保留到现在。酒吧里的闲叙，成为他繁忙生活中难得的休闲时光。 QA在您现在科室的手术中，哪种手术的比例最大？ 气道手术、腺样体手术的比例都很大。像人们常说的睡觉打呼、呼吸暂停其实就是和腺样体、扁桃体有密切相关的，我们现在就用等离子技术进行手术，手术的难度和风险都越来越高，病人也越来越多。 临床上有些家长还很年轻，可能沉不住气、变得暴躁，这些情况您是怎么处理的？ 对于毛躁的家长，千万不能去用语言刺激他，得保持冷静，尽量安抚他们、倾听他们。在与家长交流中，医生一定要换位思考，家长们在手术前最常问的两个问题就是：手术成功的几率有多高？术后会不会有后遗症？我会告诉他们，这样的手术，我们拥有较成熟的技术水平，已经做过了多少多少例，但不存在%没有风险的手术，这样他们会比较容易接受。 您的手术特点是什么？ 比较求稳，打麻醉的时候我也会在一旁看着，手术过程中的很多事情都要考虑到，我会事先做足准备，把手术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比如并发症等等全都考虑到，尽最大可能降低手术的风险。 您现在最治白癜风有哪些偏方治白癜风广州哪家医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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